《绿卡族》的特点是明显的。在《北京人在纽约》《上海人在东京》这样一些作品中，我们看到了走出国门的同胞如何在异国他乡挣扎拼搏。尽管他们最终获得了远超过国内同胞的物质的享受，但那是流血流汗，甚至牺牲了人格尊严而换来的，所以它并不能使我们兴奋，更不必说骄傲了。而《绿卡族》显然超越了这一点，它写的是这些人在外国得了绿卡，又返回国内的故事。即便简单地以时序纵向而论，后者也比前者更接近今天，更能显示出题材的新鲜感。
由这样一个新的题材，自然地会引出一种新的视角，林梅、徐智雄、肖潇这样一些人，一方面，他们是地道的中国人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长期在国外生活并已得到了绿卡，所以他们又是特殊的，接受过域外文化、文明洗礼的中国人。他们回到了祖国，他们如何看待祖国？我们又该怎样看待他们？这不仅是一个“政策”问题，理解问题，也是一种人生的问题。
正是抓住了这一点，艺术家在这里自觉地充任了双重的角色：一方面，他们是客观的描写者，他们像是冷静的介绍人，在向我们不动声色地介绍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，升降浮沉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又是热情的代言人，他们希望我们理解作品的主人公，与他们声气相投，手足相应，共同承担起时代、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责任。泰戈尔的诗句：“我们一次次地飞去，是为了一次次地归来”，自然地成为了全剧的主题词。可以说，再也没有别的语言能比它更形象、更生动、更艺术地体现林梅等这样一些人物的心声了。
自然，他们有着各自的个性。林梅平易而诚挚，智雄坚强而峻急，肖潇大度而通达，松年宽宏且练达，峻青潜心而沉着。但“绿卡族”决定了他们身上带来了异域的文化和文明。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，在吸收了外国文化、文明的营养以后，他们会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人生？这是一种新的人生，林梅为采访波黑战争去了战火连天的前线；智雄为建设新上海承担起了领导责任；肖潇从事着一种看似超前、实则极为紧迫的环保工作；松年尽管未能挽回失去的爱情，但在事业上却打开了崭新的局面。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吸收了域外现代的精神营养。某些方面，他们确实较我们更具备世界的、全人类的眼光，借助于这样一些形象，艺术家让我们也感受并体验了一种新的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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